《李师师外传》中有一段描述颇为动人：“帝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我却欣赏他天下一人的高蹈品位。岂无他人，念子实多。他不会动心于寻常的脂粉，独独钟情李师师由内而外的“幽姿逸韵”，不仅仅在于容色和衣饰，那是“素以为绚”的大美。子曰：“绘事后素。”那种不施粉黛而顾盼流美的神采，于徽宗心有戚戚焉。正如他偏爱单色釉，最崇尚含蕴内敛的青瓷，而认为白瓷过于一览无余而锋芒外露。青瓷最接近如玉的谦谦君子，那种素净温润、闲散淡远的自然美，有着内在的丰厚与光芒。尤其汝窑的雨过天青色，更是徽宗梦中玄秘的颜色，颂简素之雅，顺万物之道。

不由想起在定园所见的四五千前的良渚玉器，一般的简净素洁，温润华滋，都有着通天近神的美，却又贴着地气，有着婴儿般的温暖触感。细审之下，器物表面那些鬼斧神工的錾刻线条，有直线，有涡卷，工中有工，繁而不杂，变化微妙处，让人叹为观止。整体却又如此静穆妥帖，有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遥想良渚文化晚期，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 “万国”赴会，人潮涌动，环佩叮当。数千年的歌舞升平、刀光剑影，最终凝聚成素朴宁静的鸡骨白表面，波澜不惊，大美无言，就像万法归宗，岁月沉淀。

安静简单，最动人心。《倾城之恋》中，写到宝络去见柳原，珍珠耳坠、翠玉镯子、绿宝戒指地戴满一身，却敌不过流苏简简单单的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那就是李师师素以为绚的道理，简净而不失格调的美，让喜欢奇装异服的张爱玲也心向往之。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与会者男穿中山装，女着列宁服。唯有张爱玲，一袭深灰色棉布旗袍，外罩白色网格绒线衫，旁若无人神情寂寞地坐在后排，如此介然不群，遗世而独立。

我也爱旗袍，爱棉麻的质感与素朴，像岁月本来的模样。偏爱一件简单的手工棉布旗袍，有着蕴藉沉着的靛蓝色，据说是用板蓝根染色的。板蓝根即蓝草的根，真是隐居药房里的染色匠。诗经有“终朝采蓝”，这四个字安宁质朴，却又流光飞舞，像一个干净蔚蓝的梦。民国早期的阴丹士林布亦有殊途同归的气韵，典型的即是那种单纯的青蓝色，素朴而典雅，犹如一位低眉顺目的女子，内心蕴藏万种风情，千般梦想。

常常穿着那样的袍子，在有阳光的午后铺开纸笔，画一张玄素的白描，笔尖施于纸面那细微的沙沙声，让人安静而飞扬。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那就是东升西落的平凡日子，有着见素抱朴的至简大道。也曾穿着这样的袍子，在绿肥红瘦的小满时节，参加苏州东山会老堂的花果雅宴。宴饮以白玉枇杷为主题，素净的枇杷被赋予了内里乾坤，那也是素以为绚的，由眼经口入心。便填一首《宴瑶池·会老堂》，送给出入红尘的会老堂主人，赞美她的一片素心：

“谢东山慷慨复多情，天籁作龙吟。更绮罗如画，琴歌递响，渐入吴音。素手枇杷三酿，清气满衣襟。宴饮红尘外，旨酒先斟。

也拟相逢长醉，伴太湖水秀，碧螺春深。纵别多会少，无意计浮沉。共人间，行踪流水，若等闲，朝市与山林。常携手，洞庭花好，绿到遥岑。”

陆康先生将这首词当场抄写在绢素之上，末了，钤上一枚随身的名章，用他特制的印泥，犹如一轮晴日朗照，顿时满卷生动鲜活，便是真正的运墨而五色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