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念碑、建筑综合体建设一般都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有时甚至经历过几代人或不同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每代人都会融入一些自己时代的东西，最初的主体设计方案会有反复，或被改变，尤其在社会转型期。1995年建于莫斯科俯首山的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图1）设计建造时间达50年之久，漫长的设计建造因苏联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1991年苏联解体而导致了一系列无法预见的改变。建造初期纪念碑综合体经费使用的是“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所得的费用共1.94亿卢布，（国家银行存款编号：№700828）原计划使用的近两亿卢布，由于苏联解体后的通货膨胀，最终建造总经费已经无从知晓，俄罗斯政府至今尚未公布这一数字。战后几十年来，苏联在许多英雄城市都建造有纪念二战胜利的纪念碑，如列宁格列（如今的圣彼得堡）、斯大林格勒（如今为伏尔加格列）、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等均已经建成规模大小不等的二战纪念碑或纪念综合体，唯有首都莫斯科一直没有纪念二战的纪念碑。1995年胜利纪念碑的建成，终于实现了莫斯科民众多年的夙愿，圆了二战革命老战士的梦想。对于那些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来说，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无疑是令人悲痛的，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对胜利纪念的认同是没有异议的。（虽然解体前媒体曾曝光苏联时期政府许多不光彩行为，譬如对异议人士、对民族与宗教的镇压等，引起一些社会精英的反思，甚至提出苏联等同于法西斯的论调，开始对二战胜利的成果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一极端论调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声音。）
图1 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全景 1995年
从1943年全苏建筑师设计竞赛开始直到苏联解体后胜利纪念碑综合体1995年建成，期间举行了大大小小不下20次的各种竞赛活动，其中最接近实施的是雕塑家托姆斯基1983年设计方案。苏联政府曾计划于1989年将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建造完成（1984年9月14日，苏联部长理事会决议（14.09.84.№972），1989年完成胜利纪念碑的建造任务。建造任务由莫斯科城市执行委员会和苏联文化部负责。莫斯科城市执行委员会要在1985年确定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但是却因苏联改革社会舆论的解禁，在民族与宗教复兴的浪潮下纪念碑建造被迫搁置。1991年苏联当局已经将胜利纪念碑的开幕时间定在了1995年的胜利日，当1995年到来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存在。胜利纪念碑综合体的核心部分纪念碑主碑及纪念教堂是在短短的解体后3年中建造完成的，这与苏联解体巨变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建造成的纪念碑综合体与解体前的设计方案相比，完全抛弃了苏联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代之以俄罗斯传统民族与宗教的象征。“认同与重构”构成了新胜利纪念碑的核心特征，认同与重构的双向关系在此解读为：在纪念碑重构中寻求基督教传统与俄罗斯认同，在民族宗教认同中体现国家与社会的重构。
历史上胜利纪念碑没有建成的原因有多种，但是主要矛盾与冲突则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纪念碑主碑设计上。80年代中期，政府当局开始了胜利纪念碑综合体的整体建造工程，建筑师巴良斯基（巴良斯基，安纳托里·特罗菲莫维奇（А.Т.Полянский，1928-1993），苏联建筑家，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1967）、建筑博士（1970）、苏联艺术科学院院士（1979）、苏联人民建筑家（1980）、苏联建筑家协会管理委员会第一书记（1981-1987）、苏联共产党员（1953））。总体规划设计的纪念综合体主要内容包括卫国战争纪念馆、胜利纪念碑主碑和胜利公园。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建造的先期内容是对俯首山的改造、卫国战争纪念馆和雕塑家托姆斯基设计的纪念碑主碑“胜利的旗帜”的建造。不料戈尔巴乔夫改革后，由于戈氏对公共领域及媒体传播的解禁，社会舆论对纪念碑设计的批评不断，正在建造的托姆斯基纪念主碑的建造断断续续最终被迫停工。虽然在建的卫国战争纪念馆也遭受了舆论的批评，甚至有些极端组织和个人要求拆除一切在建的任何建筑，恢复俯首山以前的原貌，幸运的是卫国战争纪念馆在苏联解体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结构封顶，这一工程最终得以保存，成为列宁自纪念碑宣传法令颁布以来的绝唱工程，其内部装饰则是在解体以后完成。因此，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前前后后的设计建造工程横跨了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整个过程，充分的体现了苏俄社会转型期的鲜明特征。
胜利纪念碑长达半个世纪的设计建造中，苏俄政府主要采取的是全国竞赛与个人（或以个人命名的集体创作室）委托设计并举或分段进行的征稿方式。50年期间胜利纪念碑的设计竞赛以公开的、不公开的、全国的、局部的、委托的等形式大大小小共举办过不下20次，其中六次大的全国竞赛，除了1943年和1957年两次竞赛外，其余四次竞赛全部集中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总的来看50年来设计竞赛中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当全国竞赛没能达到设计要求，没能选出一件可以实施的设计方案时，苏俄政府会采取委托设计的方式，当被委托的雕塑家设计方案最终还是没能被政府采用后，政府又会采取全国竞标的方式，并且还时常伴随全国竞赛和委托设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如此政府委托与竞赛交替进行或同时进行，体现了苏俄政府面对重要艺术项目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按照时间先后，苏俄政府前后共委托三位重量级的雕塑家进行设计，他们分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的武切季奇（Вучетич Е.В. 1908-1974）（武切季奇，叶夫根尼·维克托洛维奇（Е.В. Вучетич，1908-1974），苏联纪念碑雕刻艺术家，苏联人民艺术家（1959），苏联艺术科学院副主席（1970），社会劳动英雄（1967），五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1946-1950），列宁奖金获得者（1970）。参加过卫国战争，卫国战争二级勋章获得者）、70-84年左右的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Н.В. 1900-1984）（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Н.В. 1900-1984），苏联人民艺术家（1960）、社会劳动英雄（1970）、五次斯大林勋章获得者（1941、1947、1949、1950、1952）、列宁奖金获得者（1972）、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1979）。苏联艺术科学院院长（1968-1983）、民主德国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成员）和解体后被最终采用设计方案的采利捷利（Зураб Церетели 1934-）。苏联解体后，1993年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将胜利纪念碑的设计全权委托给雕塑家采利捷利，颇富戏剧性的是采利捷利设计方案的地下基础与原托姆斯基被搁置的雕塑基础合二为一，这看似偶然的结果折射出胜利纪念碑的重构特征，是苏俄社会转型记忆的缩影，非常形象的象征了俄罗斯与苏联的血脉关联。
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坐落于莫斯科西面的俯首山上，占地130公顷，位于地铁站“胜利公园站”（2003年开通）。综合体将附近的纪念1812年俄法战争凯旋门（1961年由白俄罗斯火车站迁移至此）、博鲁季诺战争全景画博物馆与库图索夫纪念碑等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纪念群区域。地铁站出口面对胜利纪念碑广场主入口的中轴线广场，广场面对莫斯科市中心红场方向，中轴线广场将东面的凯旋门与西面的胜利纪念碑主碑和纪念馆连接，形成了一条宏伟的大轴线，把俄罗斯历史上两次卫国战争（1812年俄法战争与1941-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联系起来，凯旋门上的胜利女神与胜利广场纪念主碑上的胜利女神遥相呼应，两个不同时空的胜利主题被整合在一个纪念轴线中。（参见图1）这种不同时空的内在联结，“景观与纪念物构成了不同的时空结合体，其中，时间被压缩在经过象征组合的空间里，被神话和认同所包围”。
回顾莫斯科胜利纪念碑从想法诞生的战争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以前，纪念碑设计从没引起过不同声音的社会舆论，在“全苏联人民是一家”的政治宣传意识形态下，更没有民族宗教等分离因素的干预。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公共领域的解禁，围绕纪念碑主碑设计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同样引起广泛争议的还有对俯首山的改造。俯首山最早出现在14世纪文献记载中，曾是维亚迪奇人的墓地，是由一些不高的小山坡组成，（海拔170米左右）因此俯首山历史上就被俄罗斯人认为是自己祖先的圣地；传说中俄罗斯人历来就有站在俯首山上远眺莫斯科城与城市中教堂脱帽躬身行礼的风俗，俯首山也因此得名。1812年俄法战争与1941-1945年抗击法西斯战争都与俯首山的名字联系一起，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仔细对俯首山进行过实地考察，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描写拿破仑曾经在这里空空的等待来自莫斯科的进城邀请；二战时苏联红军从这里进发狙击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俯首山已经成为俄罗斯精神与胜利的象征，成为一块不可侵犯的“圣地”。1986-1987年当人们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突然得知因建造胜利纪念碑将俯首山推平的时候，爆炸式的新闻立即发酵，此时一些民粹主义团体及以恢复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民族宗教为己任的社团《记忆》等，坚决要求“恢复俯首山”的原貌，不少社会精英的舆论观点也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苏联著名诗人、建筑师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А.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著名游吟诗人、歌手布拉特·阿古扎瓦（Булат Окуджава）、著名诗人、歌唱家维索斯基（Высоцкий）等社会精英公开反对对俯首山的“破坏”，另外还包括艺术家、作家等群体反对的声音一时喧嚣尘上。极端主义者甚至要求拆除已经建造的胜利纪念馆，恢复俯首山所有的原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4300多名卫国战争老战士曾联名要求尽快建成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因为参加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数量正在逐年减少，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尽早的看到纪念碑的建成。
建造胜利纪念碑的想法诞生于1943年的战争年代，这一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奠定了苏军胜利的转机，建筑师伊约凡（Б.М.Иофан）在苏维埃宫（图2）的项目设计中首次计划将苏军抗击法西斯的胜利纳入到苏维埃宫的设计中。苏维埃宫的设计为一个高度为460米的巨型建筑，最上面是100米高的列宁巨型雕像，建成后这将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高于同时期的埃菲尔铁塔和美国的帝国大厦。1931年苏共当局拆除了当年的救世主大教堂及其广场作为将来建造苏维埃宫的选址。1939年，已经建好了苏维埃宫的基础部分，着手准备建造摩天大厦，不久后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维埃宫的建造工作被迫停止。
图2 苏维埃宫设计图，依约凡（Б.М.Иофан）1943年
有关胜利纪念碑的设计竞赛1943年曾在全苏建筑师范围内开展过，1952年9月也举办过方案的公开竞赛，但是优胜者获奖方案因设计过于保守没有被采用。1957年5月，苏共中央主席团颁布决议，正式确立了在俯首山建造纪念碑，将纪念碑命名为“胜利纪念碑”。并委托文化部、苏联国家建设、莫斯科建设执行委员会举办全苏纪念碑设计竞赛，决定从1957-1958年举办纪念碑雕塑竞赛。但是经过评委的评选，这次竞赛没有一件设计作品能够完全达到设计要求。
1958年2月23日，苏联庆祝武装力量40周年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团隆重在俯首山竖立纪念石碑：“在这里将建立胜利纪念碑以纪念苏联人民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此次事件社会上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石碑的设立，成为胜利纪念碑建造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和标志。（图3）
图 3 1958年2月俯首山竖立将建造“胜利纪念碑”的石碑
60年代以后，苏联政府将胜利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委托给雕塑家武切季奇负责，直到雕塑家1974年逝世前的14年时间里，武切季奇基本参照他1949年设计的柏林特列普托公园的苏军纪念碑综合体的方案做参照，重新对胜利纪念碑设计整合。上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政府曾一度准备实施武切季奇设计方案，但是遗憾的是最终苏共高层领导否定了纪念碑的设计，随着雕塑家1974年的过世，纪念碑设计工作转由雕塑家托姆斯基主要负责。
托姆斯基领导下的胜利纪念碑设计主要是1979年设计方案。（图4）这是1979年获得全苏胜利纪念碑获奖方案。纪念碑主碑《胜利的旗帜》设计为高达100米的红旗形象，这是一个以雕塑为主的纪念碑综合体整体方案，纪念碑设计将旗帜的形象设计在俯首山颠的广场上，并充分考虑了综合体与俯首山环境地势相结合，把入口广场与俯首山顶间的落差用宽阔的台阶、雕塑与其他建筑联接起来，陈列历史文物的纪念馆则被设计在纪念碑雕塑的下面。
1983年的方案（图5-7）是对79年设计方案的修改，托姆斯基晚年因受病痛折磨（雕塑家于1984年病逝），并未实际参与方案的设计修改工作，由雕塑家基留欣(О.С.Кирюхин)、切尔诺夫(Ю.Л.Чернов)设计完成。纪念馆建筑由建筑师巴良斯基设计完成。1983年与1979年方案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有3点：1）纪念碑综合体加入了圆弧形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馆作为纪念碑主碑的背景，纪念馆内主要陈列重要的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物。纪念碑综合体不再以巨大的雕塑做统帅，而代之以建筑纪念馆统帅纪念碑或与纪念碑对话的方式，形成与之协调的视觉比例关系。（图5）2）纪念碑主碑《胜利的旗帜》改为雕塑底座上面一组人物雕像高举飘扬的旗帜形象，雕塑总高72米。（图6）3）纪念碑综合体总体平面设计奠定了1995年最终完成的基础，将纪念碑设计与周围其他纪念物进行整合，确立了纪念碑综合体整体规划设计的理念。经过重新设计调整的方案朝向东北方的莫斯科红场，把周边现有的历史纪念碑、纪念物（如纪念1812年俄法战争的凯旋门、全景画《波罗季诺战役》纪念馆、库图索夫纪念像、英雄城市莫斯科方尖碑）等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纪念区域。（图7）以上3点，除了第2点纪念碑主碑方案因苏联解体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其余两点与建成后的方案相比均未有大的变化，基本沿用了80年代的平面设计格局。
图 4 《胜利的旗帜》1979年，雕塑家：托姆斯基(Н.Томский)，叶杜诺夫(В.Едунов)，建筑师：戈卢博夫斯基(Л.Колубовский)，科拉别利尼科夫(А.Корабельников)，美术家：克罗列夫(Ю.Королев)
图 5 《胜利的旗帜》1983年改进方案，雕塑家：基留欣(О.С.Кирюхин)、切尔诺夫(Ю.Л.Чернов)；建筑师：波良斯基(А.Т.Полянский)
图 6 1983年《胜利纪念碑》主碑方案立面图
图 7 1983年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平面规划图
苏联政府于1984年开始着手建造胜利纪念碑整体设计方案，同时对俯首山进行改造，当时社会舆论的反对声音主要矛盾集中在对俯首山的推平改造摧毁了俯首山的神圣性和托姆斯基方案的设计未能满足人们对它所应有的体现“伟大的胜利”的期待。俯首山的改造立即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莫斯科战争史、地方志、民族精神与信仰的争论，而《胜利的旗帜》设计方案则引发了关于纪念碑的核心价值、雕塑人物的身份界定、30多米旗帜大理石施工难度与光照、雕塑剪影、特定角度的观赏效果等一系列社会和专业知识的大讨论。结果是苏联政府被迫搁置了《胜利的旗帜》的建造，向全国公开征集新一轮的雕塑竞赛。从1986-1991年期间，全国陆续开展了3次大的全国竞赛，其中不包括竞赛后的修正方案的展示。每次竞赛都收集了社会上大量的各种信息反馈作为进一步修正的意见参考。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两件设计作品：一件是政府未公开发表的建筑师巴良斯基1986-1987年设计方案，另一件是刚毕业的建筑系学生团队1989年设计竞赛的优胜方案。
从未被公开的巴良斯基设计方案（图8-9）《胜利以和平的名义》，设计于1986-1987年托姆斯基方案被迫搁置，全苏举行公开竞赛的背景下。当时托姆斯基已经病逝，可以推测这是苏联政府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的政府委托行为。纪念碑主碑设计高达百米以上，主碑的造型元素源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钟楼造型，碑尖是苏联国徽，在纪念碑前面有一组战士与年轻母亲怀抱婴儿的雕像，战士右手持剑向下，母亲高举橄榄枝点明象征胜利的主题。入口广场设计了5段式的喷泉与常明火，简洁整饬。巴良斯基的设计方案与纪念馆和凯旋门及入口中轴线广场等环境经过严密的比例测算，模拟的图像能够真实反应建造后的客观效果，巴良斯基的设计方案其高耸的方尖碑式的造型特征与建成后的采利捷利设计方案有着极为相似的特点，为以后采利捷利方案提供了最直观的视觉参考依据。（模拟效果图9与实际建成的图1可对比参看）
图10-11向观众展示了完全另外一种胜利纪念碑的设计思路，这是1989年全国竞赛的优胜方案之一，方案的设计者是莫斯科建筑学院的大学生团队，这是他们的毕业设计。塔基扬娜·涅克拉索娃等8人组成的设计团队或许是为了补偿人们对俯首山被平的遗憾，“还原”俯首山原本的面貌，才构思了将俯首山重新堆高，高度与现有的纪念馆基本持平，把现有雄伟高耸的纪念馆做到地面视平线以下。纪念碑主碑的设计一改以前任何方尖碑或者人物雕塑等形式，而是采用了圆拱形教堂的造型元素，使人与传统教堂的纪念性与神圣性产生共鸣。方案设计当时苏联并未解体，显示了青年人大胆的创造力。纪念碑设计高度120米，圆拱形柱共四组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因柱廊是空透的，因此整体设计通透、明亮，柱廊间随着光影变化形成多变的光影效果，这种感觉象征着春天与胜利，表达了作者对胜利的理解。在半围合半隔断的拱形柱廊内部是纪念柱与纪念碑雕像，这是设计点题的部分。按照作者的理解这里要表达的主题与内容是永恒的荣誉与永恒的悲哀，两个永不分离极度矛盾与统一的结合。内部最高的刺刀形的方尖碑上飘扬着胜利的旗帜，它的旁边有两个高低有序的守卫战士，地面空间上是悲痛的母亲雕像。在中心空间内部靠近刺刀形方尖碑旁设计有通往纪念馆的通道。巨大的拱形从外部看基本没有任何装饰细节，整体呈白色，这是东正教堂常常采用的颜色。拱形柱廊尺寸宽度可达5米，内部装饰以浮雕、马赛克、文字等内容，整体内部半围合空间设计就像一个“雕塑花园”。卫国战争英雄的雕塑分散设立在周围，被鲜花和绿草环绕。年轻设计师的方案以教堂元素对胜利主题进行诠释，在当时所有的竞赛作品中显得非常另类突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人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敏锐地捕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回归”主题下的俄罗斯民族与宗教的复兴。虽然方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被采纳实施，但是后来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内东正教堂、伊斯兰教堂与犹太人纪念馆的建造证明了该方案对宗教主题纪念胜利的大胆而敏锐的想象力与前瞻性思考。
图 8 巴良斯基(Полянский А.Т.)设计方案《胜利以和平的名义》，1986-1987
图 9 巴良斯基设计方案主透视图
图 10 塔基扬娜·涅克拉索娃(Татьяна Некрасова)等设计的胜利纪念碑方案 1989
图 11 上图方案内部效果图
1992年苏联解体后以后，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出任莫斯科市长一职，此时距离1995年开幕只剩下3年时间，卢日科夫决定不再举行令人疲惫而毫无结果的全国雕塑竞赛，着手物色能够承担起设计建造胜利纪念碑的人选，最终他选择了祖拉波·采利捷利。全权委托艺术家胜利纪念碑主碑的设计工作，同时还包括总管胜利纪念碑综合体的全部艺术设计与室内装饰工程。选择采利捷利并非偶然，卢日科夫对艺术家很熟悉，两人很早就有很好的私人交往，因此胜利纪念碑也被莫斯科人戏称作“卢日科夫-采利捷利”式的纪念碑。采利捷利设计的纪念碑造型源于俄式步枪刺刀，141.8米的高度象征着1941-1945年苏联人民反击法西斯的1418个日日夜夜，纪念主碑浮雕描述了战胜法西斯关键几次重大的战役，100米以上飞悬胜利女神和两个小天使雕像，高18米，重达30吨，胜利女神及纪念碑内部安装有19处之多的波动（抗震）阻尼系统，这些装置能够感受到大风等极端天气下纪念碑极轻微的晃动，并及时对纪念碑做出调整与修正，沿袭了苏俄纪念碑雕塑工程学方面创新求变的优秀传统。纪念碑下面是圣乔治杀龙的雕像，恶龙的躯体上刻有法西斯的万字符号与被摧毁的德国军械，象征苏俄人民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图12-14）
胜利纪念碑主碑前的中轴线广场及公园区域基本按照80年代的巴良斯基的规划建成。包括五个大型的喷水池和1941-1945年间隔放置的石碑，象征反法西斯战争5年的艰苦岁月。
图 12 胜利纪念碑主碑采利捷利(З.Церетели) 1995
图 13 胜利纪念碑主碑上的胜利女神雕与天使像
图 14 纪念碑主碑下的圣乔治杀龙雕像
历史必将记住胜利纪念碑的设计者，因为它寄托了太多人的期望和梦想，凝聚了几代艺术家的付出和汗水，是俄罗斯国家与民族的荣誉与骄傲。或许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使得苏联时期的设计无法满足人们对胜利纪念碑所应该具有的样式的期待，或许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理想悖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谁设计建造了胜利纪念碑，都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设计，这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采利捷利设计的胜利纪念碑也不例外，其作品巨大的尺寸及其影响力，引发了比预想更多的争议：主碑及上面的胜利女神及天使被幽默的莫斯科人形象的称为“针钉住了带翅的甲壳虫”；乔治杀龙的恶龙称为“切开的香肠”有人把纪念馆上面的天使称为“山姑娘”，把纪念碑上面的浮雕嘲笑为典型的高加索一带佩戴的民族刀具上的錾花，还把高加索的刀具錾花放大到这样巨大的尺寸等等，即使是这样的嘲讽相对于那些对作者本人激进的人身攻击还算是温和的。一些专家对设计方案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巨大而沉重的雕像被吊在100米的空中，垂直悬挂在方尖碑上面，专家担心在恶劣的大自然面前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从更深层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斗争来看，和政治关系过于密切的采利捷利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俄联邦和莫斯科市政府两者争斗的漩涡中。国家重要的电视传媒（俄罗斯公共电视台ОРТ，俄罗斯第一电视台）在大众新闻传播方面的负面报道，增加了市政领导的压力。有人指责胜利纪念碑是“把神圣的俯首山推平，代之的是糟蹋人民的钱财”、“为领导者树碑立传，是莫斯科领导阶层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采利捷利和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自然就成了俄联邦中反对力量借助纪念碑进行攻击的对象。争议与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于艺术家其他几件重要的纪念碑中，例如莫斯科河上的彼得大帝纪念像、俯首山“人民的悲剧”纪念碑等。
1996年3月采利捷利赠送给俯首山综合体一件名为“人民的悲剧”的雕塑作品，（图15）由于作品被安放在广场入口处，其悲剧式的主题在雕塑还没有安装完毕就已经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主要原因是胜利纪念碑是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的纪念，纪念碑表达的氛围应该是庄重和欢庆的，而不是悲剧式的苦难。先入为主的悲剧主题会极大的影响胜利纪念碑“胜利与欢庆”主题氛围。当人们在胜利节上载歌载舞，以俄罗斯传统庆祝狂欢节、复活节的方式那样，在茶、甜饼和手风琴欢快的氛围下，合唱着“我们需要一次胜利，一次所有人的胜利”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显然和雕塑所表达的走向死亡的主题是不协调的，会不会出现歌曲中唱到的“节日中眼中的泪水”那样在欢庆中哭泣？甚至在这样悲伤的雕塑面前庆祝胜利是否会对雕塑构成“亵渎”？雕塑中人们光头、裸体、瘦弱夸张的形体能否被人们理解与接受等，这些问题再次把胜利纪念碑和采利捷利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呼吁拆除或者迁往它处的呼声高涨。
莫斯科市政府立即组织了专家鉴定团对“人民的悲剧”雕塑进行专家评审，虽然鉴定结果是“雕塑展现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表现出了人类痛苦的悲剧主题。独特的作品构思，非常成功了使用了隐喻，变形等手法，作品能够很和谐地融入在胜利纪念碑综合体整体风格中”。艺术史家也给与了雕塑极高的评价，认为“人民的悲剧”是雕塑家最好的作品。但是专家鉴定的结果不能代表老百姓的主观感受，经过对大量经过雕塑的人进行的采访结果表明，“人民的悲剧”并不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倒是更多的引发痛苦的感受。最终1996年9月，雕塑放置仅仅6个月之后，“人民的悲剧”被迫转置到胜利纪念馆侧后的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图19之9处）“人民的悲剧”和上文托姆斯基“胜利的旗帜”方案一样，从一个纪念碑的角度见证了苏俄转型期间社会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这在以前苏联时期的纪念碑设计中从未出现过。
图 15 《人民的悲剧》纪念像采利捷利（З.Церетели） 1995
除了胜利纪念碑主碑以外，解体后的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另外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三座纪念教堂的建造。（图16-18）圣乔治教堂建于1995年，伊斯兰教堂建于1997年，犹太人纪念教堂建于1998年，建造这三个教堂的目的为了纪念在二战中死难的斯拉夫民族、伊斯兰民族与犹太人。
在以往所有苏联纪念碑综合体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教堂，胜利纪念碑综合体突然出现了3个不同形式的纪念教堂，不免使我们感到陌生和意外，似乎这与纪念碑综合体毫无关联。事实上苏俄社会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共领域、民族与宗教迅猛发展起来，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虽然人们还是在“苏联式”的日常惯性中生活，解体更多体现在政治与经济上的重构，但是精神上要求“回归”的主题，回到以前的俄罗斯，回归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传统信仰的呼声日益高涨。自觉到教堂祈祷的人们不断增多，苏联时期被迫关闭的教堂重新开放，恢复教堂的祈祷功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信教人数大幅增加。据统计，这个时期东正教人数超过7000万，占苏联当时总人口的1/4；宗教活动场所猛增，20世纪80年代初，宗教活动场所7000多处，到1990年初猛增加到2万多处；据1997年12月进行的社会调查，16～26岁的年轻人有32.1%的人信仰上帝，而在1980～1990年则仅为2%。
2000年，在苏维埃宫原址上重建和恢复“基督救世主教堂”成了宗教信仰回归的象征。上文提到过当年为了建造苏维埃宫，苏联政府炸毁了救世主大教堂，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决定重新恢复重建救世主大教堂。而俯首山圣乔治教堂的建造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第一个恢复建造的教堂，其中所彰显的象征意义不容小觑。
在民族与宗教复兴的浪潮中，我们不难理解俯首山建造教堂的内在动因，以教堂来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在教堂钟声与祈祷中纪念为国捐躯的革命老战士，这是纪念胜利与表达哀思最好的方式。也是古俄罗斯传统的当代延续，俄罗斯历史上有建立教堂纪念战争的传统，如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就是为纪念俄国战胜拿破仑入侵，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83下令建造完成的；莫斯科红场上的圣瓦西里教堂也是16世纪中期为纪念俄罗斯民族英雄抗击波兰人的入侵建造的。这些重要教堂的建造均与抵抗战胜外来入侵者相关，只要我们了解了俄罗斯教堂设立的传统动因，在俯首山纪念综合体中设立教堂来纪念二战抗击法西斯的胜利与战争中牺牲的各民族人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问题是三座教堂先后分建于不同年月，（虽然莫斯科市政府早在1992年就已经决定在俯首山建造伊斯兰教堂，1995年立碑奠基；犹太人纪念教堂始建于1996年）在胜利纪念碑综合体规划中占据的地理位置优劣各不相同，因此引发了教堂间不平等对待的舆论争议。圣乔治教堂位于综合体入口中轴线广场的左侧，（见图1，图19之5处）占据的地理位置最为优越，是在纪念综合体开幕时间1995年建成的。而建成于1997年和1998年的伊斯兰和犹太人纪念教堂（图19之8处）分别位于卫国战争纪念馆后中轴线的两侧，伊斯兰教堂甚至被划到了胜利纪念碑综合体围栏的外面，位于右后方，毗邻明斯克大街，由于教堂被建造在综合体区域之外，往来祈祷的伊斯兰信众完全可以无需进入和穿越综合体区域就可以到达伊斯兰教堂。（图19之13处）这引发了社会宗教团体和民众的不满，宗教信仰本是平等的，相比东正教堂优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伊斯兰教堂显得冷清而偏僻。舆论争论的结果引起了社会上更多人对本不出名的伊斯兰教堂的关注，更获得了人们对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同情。但是进入教堂内部，这里并不冷清，伊斯兰信众很多，做起法事来很虔诚，信众对于教堂的地理位置倒是很坦然，并声称偏僻的位置对于信仰和祈祷来说会更好，不会受太多人干扰。
图 16 圣乔治东正教堂巴良斯基（Полянский А.Т.） 1995
图 17 伊斯兰纪念教堂塔日耶夫（И. И. Тажиев） 1997
图 18 犹太人纪念教堂扎尔黑（М. Зархи），布达耶夫（В. Будаев ），梅斯列尔（Ф. Мейслер）1998
图19 胜利纪念碑总平面图
持续半个世纪的胜利纪念碑综合体设计建造，我们不应忽略以下史实，这些事实反映了苏联向俄罗斯转型背景下胜利纪念碑特有的属性，清楚了揭示了在民族与宗教复兴的社会浪潮下，纪念碑被重构的性质特点。
虽然整体规划沿用了1980年的设计方案，但是胜利纪念碑主碑与纪念教堂，这些重要的建筑体都是在1991年解体之后设计建造起来的。这些重要的改变完全是苏联解体前不曾预料与设想到的，胜利纪念碑这样重要的纪念综合体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在苏联纪念碑的设计建造史中从未出现过。
胜利纪念碑主碑基础混凝土部分是由原“胜利的旗帜”和“圣乔治杀龙”和“胜利女神”方尖碑共同构成，这种深深埋藏于地下的“根基”，成为最好的苏俄解体与转型的象征；纪念综合体内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馆基础建设完成于解体前，其内部装饰工程则始于解体后，是列宁纪念碑宣传法令实施的最后一个纪念方案，而圣乔治教堂又是俄罗斯解体以来建造的第一个东正教堂。
围绕俯首山、卫国战争纪念馆、雕塑“人民的悲剧”、方尖碑主碑以及三个纪念教堂为核心所引发的舆论激辩与争议，是苏俄转型期间社会公共舆论发育的结果，舆论与争议把我们引向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社会，感同身受那段热血难忘的历史。苏俄转型期鲜活的公共舆论与社会生活，已经在胜利纪念碑的建造中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出来。
50年的建造历程对于胜利纪念碑来说可能太长了，本应该在苏联时期建造完成的却完成于解体后的俄罗斯。但是50年的历程对于俄罗斯，对于对那场战争的追忆和反思来说又太短了。1995年开幕之后，纪念碑综合体内还陆续不断增加了许多纪念碑：国际主义战士纪念碑建造于2004年12月；反法西斯同盟国（战士）纪念碑建造于2005年5月；“反抗法西斯的战斗中我们在一起”纪念碑建造于2010年，今年8月，又在原“人民的悲剧”纪念碑位置上新建造了一座“一战纪念碑”。持续增加的纪念碑似乎表明，以二战胜利纪念碑为核心所展开的一系列其他纪念碑的建造，正在构建当代俄罗斯对待战争与胜利的认同，这一过程随着苏俄社会转型过程的持续还将继续下去。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蒋进军
博士研究生导师：潘耀昌
